第二部 干戚 第五十六章 地方治理 (第2/2页)

那么从法理上讲，明王府就有权向他的这些产业派驻“管事人员”。

    于是，早在洪武三年的时候，内阁就开始把大批网罗来的人才，岚山太学的结业学生，以及保利学院培养出的年轻技工，以“明王府管事”的身份派驻各地监督、管理的“明王府资产”。

    这些“管事”拥有对明王府地方私产使用的监督、管理权力，那么地方官吏们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权力就开始被逐渐架空。因为多数地方，在剔除了明王府资产之后，其他所剩无几。

    乔行简的“政策修正”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加强了岚山对于各地方的控制，使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得到一定的提升。也正是乔行简的这种“修正主义”，更加促进了“地方城乡二元化”进度。

    因为从法理上讲，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王府的“管事”身份，那么他在执政、发展地方的时候，天然地优先使用明王府的资源，产业向明王府的领地上集中。而有意无意地边缘化那些拥有私产的地方和人群！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民间怨气开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积聚。

    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理顺议会制度、科举制度的关系。地方的议会有民间推选，负责对地方施政的监督，及地方政令的制定。地方自治地方议会的成员自然要“当地人”选出。

    但如何定义“当地人”却还大有文章可做。在当地住多久才算当地人？几代人还是几年？外来的官吏退休或转职，保利工商系统的地方管事们，岚山太学结业学子的定向分配人员，地方驻军等等，他们算不算当地人？

    这样就可以把地方人才不均衡的问题解决。而且有这些人参与组织的地方议会，明显有足够的胆气真正监督起地方官员的施政、和为官。

    吏部则派出经过科举选拔，且经过一定基层锻炼过的官吏到地方就职。他要同时对地方议会和吏部负责，接受他们的双重监督考评。一般而言，这个官吏的政绩要用数据的形式报到地方议会审议后，发文给吏部存查考核。

    就目前大明现状来说，地方官吏的考核主要还是集中在经贸发展及农耕、教育等方面。比如：你这个地方的绝对人口增加多少，耕地增加多少，义学教育普及增加多少，官学科举成绩提高多少，刑杀案件降低多少，兵役脱逃降低多少，民事讼访降低多少，水利兴修多少，田亩产值多少，等等。

    这些都是硬数据，官吏很难作假。吏部会根据这位官员的成绩考核他的政绩，决定其升迁与否。

    而地方议会则会审核他的这些政绩有无作假、糊弄。他的为官是否清廉，他治下百姓是否对施政满意，他是否对一些突发事件处理不当，或是否惰政现象。地方议会将根据官吏的这些方面表现评价他是否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一句话，一名地方官吏想要升迁，他需要通过吏部的优等政绩考核，及地方议会的善意评价。而他是否能继续为官一方，则完全取决于地方议会对他的审核、和评议。

    一旦他的行为触怒了地方议会，那么他的官也就当到头了。地方议会有权弹劾、罢免这些地方官吏，并且还能决定他在多少年内不得继续为官。甚至地方议会还能决定是否提案给大理寺、御史台等驻地方的派出机构，介入调查这个官吏是否存在违法举动。

    而正常情况下，只要这个官吏的脑袋不是被门板夹过，一般都会努力发展治下经济，并和地方议会搞好关系，关注多数议员们的正当需求。努力完成自己的五年任期，获得升迁机会。

    当然，如果一个地方的议会存在家族黑化的可能，这个官吏也可以直接申请内阁派员巡防地方，只要证据确凿，地方驻军就可能介入对议会的托管，直到新一届真正民选的议会开始运转。

    只是，吕祖安自己也不清楚这样的设计是否真的可行。他需要选个地方试行一下。那么，谁来主导这件事，在哪个地方试行这件事，需要多久才能定案，就是他经常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