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十二） (第1/2页)

    此后苏轼的职位虽然多次调动，但因苏轼自己的要求基本在各地任职。比如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任定州知州。但是好景不长，在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执政，新党也再度执政，所以在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虽然早已离开朝庭在地方任职，还是受到了牵连。官职是一落千里，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早在高太皇太后去世前，苏轼就迫不及待地上疏朝廷希望外放，以远离朝堂斗争。结果朝廷任命的诏书还未下达，高太皇太后却先一步走了。随着高太皇太后的仙逝，苏轼的好日子当然也没了。

    为什么因为朝廷已经变天了，如今是宋哲宗当家做主了。虽然当时宋哲宗第一时间答应了苏轼的请求，任命他为定州(今河北定县)军州事，同时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兼职礼部尚书，并赐金带、银鞍辔马等物，给了他极高的荣耀和赏赐。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苏轼的好日子到头了。

    上述那些礼物和官职不过是皇帝送给苏轼的最后一份礼物罢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朝廷规定，重要大臣赴任前，都要跟皇帝当面辞行，宋哲宗竟然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借口(事多、没时间)，根本不召见苏轼。即使苏轼是他长达五年时间日侍身边的伴读老师，也懒得搭理了。宋哲宗这样做，就等于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这个老师，我不想要了不管他了。你们要陷害他，我也不管!就这样在定州任职期间，苏轼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无奈地看到支持变法的“元丰党人”陆续回期，将那些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赶出朝廷并挨个受到了严重的处罚。

    经过了半年的驱逐后，章惇为首的新党终于调转枪口，准备收拾苏轼了。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开始攻击苏轼，他故伎重施，以苏轼自负，以才高狎侮公卿，诽谤先帝、诽谤同僚，反对变法为由，要求对其严惩不贷。史料记载，章惇当时攻击苏轼的方法，与当年的“乌台诗案”如出一辙连罪名都一模一样，这轮回，这命运，实在是无话可说。

    当时在章惇等人的攻击下，苏轼百口莫辩，只能乖乖“认罪”。于是朝廷颁布四道圣旨，开始对苏轼进行来历的打击了。第一道圣旨，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其定州知州的官职。第二道圣旨，改判苏轼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命其去那里赴任。第三道圣旨，依旧任命苏轼为英州知州，但不许升迁。要知道，根据朝廷规定，地方官员若无重大过失，任期一满，是可以升职的。宋哲宗的这道诏书，彻底断绝苏轼的升迁之路，他再也无法回到朝廷了。至此，在章惇等人的攻击下，已经六旬的苏轼只能强打精神，开始南下他要从河北的定县出发，颠沛流离数千里，前往广东的英德。从河北到广东即使用今日之交通工具，也是一次艰苦的漫长之旅，何况是千年前的宋朝。

    在这种背景下，苏轼以六十之年的身躯，在三伏之毒暑的天气中，完成这条四千余里的漫长旅行，其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刚刚进入安徽就接到了朝庭的第四道圣旨，一道彻底要他命的圣旨。这道圣旨是撤销苏轼左承议郎的身份，由英州知州降为宁远军节度使，发配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在宋朝所谓的节度副使，就是一个没有品级的虚职，而不得签书公事则说明，此时此刻的苏轼跟在黄州时一样，又成为一个戴罪反省的大臣了。对苏轼而言，人生真是一个笑话，一场循环不止的大梦而已。曾几何时自己从黄州出发，从戴罪之身，一年之内连升六个官阶，变成了国家三品大员，距离宰相仅仅一步之遥。结果在一年之内又飞降六个官阶，又一次变成戴罪之身了。“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这首苏轼书写的诗句，就是其当时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人生就是这样的荒诞不经。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不但在宋朝历代以来，放逐海南都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因为海南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天涯海角之地，已是无处可去的地方了。但是豁达的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到达儋州后苏轼写道“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史料记载，在章惇的拼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