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八司马事件 (第2/2页)


    顺宗无奈，只好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诏，立李淳（同日改名李纯）为太子。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

    按理说，有了户部侍郎衔，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利用这个职务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

    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

    这一招很损，王叔文等人当然不能接受。

    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

    然而，结果还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

    宦官集团很快以皇帝的名义答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但复职请求就没门了。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天子李诵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

    然而真正导致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却是王叔文的两个决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初，王叔文和韦执谊因为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闹的不可开交。

    事情是这样的，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十分不满，于是就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

    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将羊士谔斩首。

    可韦执谊坚决反对，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

    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就此闹僵。

    这归根结底怪在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

    王叔文心狠手辣，难以容人；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做事心眼多。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便因为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长安秘密会见王叔文的事情出了分歧。

    那韦皋想与王叔文做一笔交易，韦皋给王叔文提供兵马保障，而王叔文则帮他扩大地盘。

    但刘辟竟然以威胁的口气要王叔文合作，王叔文当场翻脸，他本就看不起韦皋这等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气得立马让韦执谊斩了刘辟。

    结果韦执谊不想得罪韦皋，再次没有听从王叔文的命令，放跑了刘辟。

    两人再次闹僵，无论韦执谊怎么解释王叔文都听不进了。

    因为在他彻底明白了，这位昔日的好友在坐上宰相之位后，在意的就不再是曾经的理想，而是他头顶的乌纱帽。

    对王叔文来说这无疑是对理想的背叛，是对改革事业的背叛，无可原谅。

    王叔文是狂热的政治家，他把政治理想看的高于一切，哪怕是献出生命。

    忠于理想没有错，但他处事的方法错了，过于激进。

    被王叔文破口大骂的韦皋肯定是不会忍气吞声的，当即给皇帝和太子上了两道奏疏。

    这两道奏疏中最让王叔文致命的就是太子一党被韦皋弄成了王叔文的政敌。

    太子一党、宦官、藩镇联手对抗王叔文，王叔文光靠一个人之将死的皇帝撑腰是远远不够的。

    可这些人还没有动手，一个坏消息便传来了，王叔文的母亲病重差不多要咽气了。

    只要他母亲一死他便要辞官守丧，这是天要亡他啊。

    王叔文一走，改革的主心骨没了，其余人便被风一吹就倒。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

    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而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

    顺宗退位，改革党失去了靠山，政敌纷纷站出来落井下石。

    很快，这场只维持了不到五个月的永贞革新以惨烈的结局收尾。

    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淮、程异及韦执宜等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先是被贬到远州，后改朗州。

    不过被贬朗州时，本在人生低谷的刘禹锡却还能在古人皆悲秋时却写出“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如此豪放的诗句。

    这首《秋词》像在述说：“不就是被贬吗，多大点事，给我嗨起来。”

    这太符合他豪放乐观的心态了。

    柳宗元九月被贬为绍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永州司马。

    805年冬，柳宗元与67岁老母，从弟柳宗一、表弟卢遵，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永州。

    那时的永州还是个蛇兽遍布，偏僻荒凉的地区。

    柳宗元虽被贬但依然心忧百姓，听闻蒋氏“专其利有三”的事例直接写下《捕蛇者说》讽刺朝廷的苛政。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税如此之重又怎么会有人不怕死的去捕毒蛇呢？（当时捕蛇人可以免赋税）此时的他显然还是好一副铮铮铁骨，好一个忧国忧民。

    现在回过头去，如果当时他们听从了韩愈的劝告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但可惜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