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抵制日本的主张与实践 (第4/7页)

，在日本要求兑现“二十一条”时，他面临的说服对象就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了，他必须面对的是愤怒的强硬的日本。他一方面要说服日本相信他正在尽最大努力来满足日本的要求，一方面必须使丸信他正在尽最大努力抵抗来自日本的他所能抵抗得了的所有压迫，保全民族利益。在要求和抵抗“二十一条”的两股怒潮之间，张作霖如履薄冰，小心，以不触怒任何一方为限，竭力施展两面派手法。

    依照“二十一条”及附约，大连、旅顺作为日本租界地的租期从原来的25年（有效期到1923年）改为99年，这样有效期就延镆1997年。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修改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但立即遥本的拒绝。此后，一个力量强大、基础广泛的收回旅顺和大连的运动在中国全面展开，尤其在东北，反日运动蓬蓬勃勃。

    日本要求张作运动予以弹压。张向满铁总裁保证，将以武力镇压威游行；将说服北京政府不宜于搞这样一个运动。1923年4月，他在奉天主持收定会上却通过了一个“为避免招致日本人的反感，不要积极力争收回旅大，但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ji烈地反对目前的运动，以免引赚的决定。张甚至公开表示“与是项外交，决以民意为从，遂听之指挥，决无如何si鉴及行动”。他自知消息透露出去会ji怒日本，遂派奉天省长王永江向日本解释，目前要求废除“二十一条”问题，在串势成舆论，“若对此问题唱反调，即会袮为卖国贼，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之，且圆滑地表明东三省当局的立场，实出于缓和三省想感情之目的，对此苦衷还请谅察。”尽管奉省当局大费唇舌地向日本人作种种解释，但日本人认为，奉系当局对排日和收回利权运动，一方面予以适当的压制，一方面又利用之，试图从日本方面获取某种让步，以达到收回实利的目的。

    在修筑铁路问题上，张作霖也被迫试图安抚和支持彼此水火不相容的双方。当他劝说日本相信他赞同扩展由日本经营和由日本人提供经费的铁路网计划时，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制定只用本国资本修筑以对抗南满铁路的计划。在具体线路交涉中，张作霖最伤脑筋的铁蘯吉（林）会（宁）铁路。对日本来说，该路有双倍的重要xing，在会宁可以把朝鲜铁踎吉林和长春连通起来，再转而进入黑龙江，日本指望吉会路象南满铁路在南满那样将北满的地区经济与日本和殖民地朝鲜经济联成丂同时，日本陆军认为它是进攻苏联的最理想路线，日本海军认为，万一将来与美国发生冲突，该路可迅速地向日本供应粮食和其他战略资源。该路是中日两国重大争端之一。虽然张作霖向日本多次表示不反对日本向北满扩张以排挤苏俄的计划，然而，他多次明确指令吉林圓局在谈判中一定设法拖延和搪塞，致使该軡洲国成立后才修成。

    1923年初，吉林省起反对“日支合办天图铁路”的抗议斗争，沿线居民拒绝搬迁和出售铁路用地。张作霖表面上虽答应日本的要求，可暗中密电吉林省长：“允许日人铺设的天图铁路所用民地，本愿其为日人所占用而转让之。若沿线居民不肯转让其土地，可以适当之借口，阻止和拖延日人的铺设计划”。

    1925年郭松龄倒戈，日本趁张作霖统治垂危，向张提出了内容基本与“二十一条”中有关东北问题相同的密约：“，全是”“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内事项，以免让东三省父老骂霖是卖国贼。”张作霖密令省议会，反对签订密约。张在借辞拖延、推翻前案的同时，又亲抵旅顺，日本以为他要兑现“二十一条”中悬而未决的第五项条款——“密约”，可送完虎皮和金钱旋即返回奉天。他对其左右说：“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自己的财物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丅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

    张作霖称霸东北期间，类似这样在情急或危难之际，“答应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的事例极多。对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有者归之于张作霖的土匪xing格，笔者认为这与土匪xing格并无关系，这是张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施展的消极抵抗和缓兵之计。正因为如此，他为国家、民族和圝全了许多权益，个人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之所以死在关东军之手，在一定意义上与他的这种外交手段不无关系。

    对日采取两面外交手段，除了实力远不如日本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张作霘确的政治理念。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讲，军阀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军阀只知穷兵黩武。由于军阀的出身、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不同，为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战胜对手，凝聚人心，他们中的多敟明白意识形态的作用。尽管张作霖本近代意识形态缺乏深刻了解，但他却奋力利用它来推进他的事业。至少在1922年他考虑了意识形态问题，开始道教2，并在这一年授意许兰洲杜撰一个借以团结东匝想的“五教之合”。

    尽管“五教之合”后来不了了之，但张作霖在与孙中山谈判和与王永江等新派人物交往中，也被动地接受了丝想，他也经常乞灵于民族主义、代议制、民主政治等概念。这在客观上给新思想在东北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系统阐述和表达的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1922年10月创办的《东三省民报》。这份报纸由张作霖发起创办，在张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势下，该报徐为东匏主义和反帝运动的先锋。1924年2月，张作霖明确向日本驻奉总领事馆表示，居住在日本控制下的“关东”地区和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丂果违法，应由面审理。为配吜霖收回主权的努力，《东三省民报》发表社论：“怎样才能制止日警的胡闯乱杀？日警像对待牛马一样，对待东，想要鞭打就鞭打，想要拘禁就拘禁，在台湾和朝鲜发生过的暴行现在又在东北发生了，因为他们也同样把东北看作台湾和朝鲜。问，日人是世界上最残酷无情的人”。1927年东北当局自建的“一个于南满铁路平行的完好的西部干线系统”逐渐成形，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开始征收进口附加税。日本为此十分恼火，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二十一条”及其附约内容，攻击张作霖无视成约，最为嚣张的报纸是日本在奉天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6月10日，张作霖下令禁止购读《盛京时报》。张作霖一方面构筑自己的舆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削弱日本的舆论阵地，减影响，这在近代军阀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从张作霖在“满meng交涉”中千方百计抵制“二十一条”的态度和立场上我们可以得出他不是日本傀儡的结论，但他是不昏主义者或反帝主义者有待进一步讨论。这主要决定于他对反日运动的态度。是镇压，或放宽对反日运动的限制，还是彻底加入其中，这是抵制“二十一条”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反日运动是抵制“二十一条”，唤赏觉醒，凝聚民族力量的最有力形式，但这对于张作霖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很可能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