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魏晋风重现 (第2/2页)

了寺庙。

    估摸母亲那时已离开了人世，无处可去的孤儿李绅开始了漂泊流浪，年纪仅15岁左右。

    这也就不难解释，经常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李绅，对粮食是格外的珍惜。

    也正是如此，后来长大的李绅才会写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

    贞元十七年（801年）秋，李绅赴长安应试，遇韩愈，韩愈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乐于助人。

    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举荐李绅于陆傪。那一年李绅因为与元稹、白居易因同年考试而相识。后来李绅落第，返回江南，游江浙。

    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在长安，与元稹宿靖安里第，元稹和李绅说到崔莺莺的事情，李绅有感作《莺莺歌》为这故事命题，后元稹的《会真记》便又称《莺莺传》。

    皇天不负有心人，元和元年（806年），李绅考中进士，补国子助教。后离京至金陵，入节度使李锜幕府。因不满李锜谋叛而下狱。李锜被杀后获释，回无锡惠山寺读书。

    元和四年（809年），赴长安任校书郎，与元稹、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诗体（史称新乐府运动），作有《乐府新题》二十首。

    新乐府运动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名新乐府。

    在白居易看来，文学家应该心忧天下，时刻关心时事，关注社会，文坛不能只有风花雪月，而没有民生疾苦。

    在写给元稹的那篇著名的长文《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做了总结，喊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后来白居易的诗中确实不断出现平民生活的影子。

    《杜陵叟》一诗中说，“那位家住在长安郊外的老农，年复一年地耕作薄田，那年收成不好，官吏们却还横征暴敛，逼着他交纳租税。农民没办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树，出卖自家的土地，来换取些许钱财来交租”，此中滋味，真是“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rou？”

    《卖炭翁》一诗中，宦官掌控的“宫市”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几个宦官将那位烧炭老翁的一车千斤重的木炭公然拉走，还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那位可怜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如今又该怎样度过寒冬？

    元稹不落下风，在京为官时也写了不少现实主义的诗篇，愤世嫉俗，哀叹民生，如《田家词》、《织妇词》、《西凉伎》等。元、白相互影响，诗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陈寅恪先生认为，“白以简单晓畅为尚。若微之诗，一题数意，端绪繁杂”。

    白居易在京兆府工作还不到一年，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去世了。

    按照当时的制度，白居易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即所谓“丁忧”。丁忧的期限是27个月，服丧满27个月后，即可起复，重新安排职务。

    然而，白居易在下邽老家老老实实地呆了27个月，于813年七月除丧服，却迟迟没有等来起复的诏书。

    原来，就在白居易丁忧回家的那一年，李吉甫从淮南节镇回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再次执掌朝政，白居易除服之时，李吉甫正在相位，起复的事肯定是卡在李吉甫这里了。

    814年，此时白居易除服已经半年，却没有丝毫得到起复的迹象。

    到了二月，长安更是传来一个坏消息，和白居易关系甚密的前辈同僚、宰相李绛被免职，而白居易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则从淮南监军任上返回朝廷，任神策军左军中尉，再次登上了权力高位。

    此时，白居易再也坐不住了，他给礼部侍郎崔群、中书舍人钱徽写信，请求他们帮忙。两人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同僚，交情不错，但他们不掌握人事权，更动不了李吉甫，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年十月转机出现了，李吉甫病死了。十二月，韦贯之以尚书右丞为同平章事。

    韦贯之也曾与杜佑不和，又在元和三年的对策案中支持牛僧孺，与李吉甫不协，他和白居易倒是有不少共同之处，再加上崔群和钱徽从中斡旋，白居易起复的事情终于落实下来了。

    同月白居易终于等到了迟来的诏书，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不知不觉中，白居易离开长安已经将近四年。

    回首往昔，十余年间，白居易几乎把满朝的权贵都得罪了一遍。

    他在信中曾告诉元稹，他辛辣的讽刺让权贵们恨得咬牙切齿：“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闻《乐游原》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权要者切齿矣。”

    再次回到长安没有回朝的惊喜，只有惊吓在等着他，也许这些年和藩镇、宦官结下的矛盾终于不再累积，而是迎来爆发。